越来越多的“医生集团”浮出水面，这与国家多点执业政策的逐步放开密切相关。2014年11月，国家卫计委和相关部门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》。2014年12月，北京市实施了新版多点执业政策，取消了院长书面同意的审批环节和执业地点数量限制。其他地方，如浙江、广东等地的多点执业政策也陆续出台。

　　我们欣喜地发现，以“医生集团”的面貌出现的顶级医生们开始真正走向互联网。2013年下半年以来，因一系列政策利好，互联网医疗行业大热，频频获得巨额融资。但是，被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陆续搬上网的并非顶级医生，即使有一些较好的医生，在平台上活跃度也不高。可是现在，真正的顶级医生开始入场了。

　　这是否意味着互联网医疗产业正迎来它真正的主角?这给这个新兴的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想象空间?未来，“医生集团”将遵循怎样的发展逻辑?这些商业模式能否走通、最终解决“看病难”的问题?他们的这些尝试，最终会如何改造互联网医疗的产业格局、以及中国医疗的组织形态?

　　记者将对我们在采访中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模式进行报道，希望与大家一起看清楚其中的发展脉络。

　　今日推出系列报道的第一篇《体制内医生集团：“滴滴医生”如何运转?》，我们将详细报道引发大家对“医生集团”密切关注的“大家医联”，看看医生不离开医院，将如何进行商业探索，最终能否将优质的医疗服务带到我们身边。

　　5月11日晚，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外科副教授、副主任医师孙宏涛兴奋地在微信上给记者记者留言：“可以宣布了!”

　　今年3月，他和三个朋友发起成立了“体制内医生集团”——大家医联。现在这个集团获得了天使轮千万级别的投资，曾经的想法将真正落地。

　　未来，这个集团将聚集更多的公立医院优质医生，他们将与基层的医疗机构进行合作，如果有患者需要找好医生会诊、手术，通过基层医院转诊到这个集团，集团内部协调即可实现。这些医生无需离开医院，只要利用业余时间接诊病人即可。如果有医生想开诊所，集团还可以为医生提供除专业技术之外的许多帮助，使其真正落地。

　　孙宏涛之所以赶在当天宣布消息，是因为5月11日下午，北京市卫计委透露了鼓励多点执业的具体措施，其中提到：“鼓励链接大医院和社区，为患者提供连续诊疗服务和疾病管理的专科‘医生集团’的组建。探索筹建支持医生创业的‘孵化器’。”政策的支持，给了孙宏涛很大的信心。

　　“大家医联”是多点执业政策出台后，首个宣布获得巨额融资的、由不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内医生组建的医生集团，孙宏涛把它视作医生的一次“包产到户”，把它比作“滴滴医生”。未来这个集团将如何运转?

　　角色：医生的“经纪人”

　　“大家医联”的启动仪式是在饭桌上完成的。其发起人，除孙宏涛之外，还有一名医生、一名医疗行业职业经理人、一名律师。

　　未来，这个集团还将吸纳更多的医生加入。计划中主要由两类人组成：一类是合伙人医生，给股份;另一类是签约医生，实行签约制，多劳多得。孙宏涛告诉记者，合伙人医生除了接诊患者之外，还得给集团的发展出谋划策，参与到集团的建设中、承担更多的责任，签约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即可。他们选择医生的标准是“有理想、有热情、好背景、好资质”。

　　孙宏涛向记者透露，“大家医联”成立的消息发布之后，短短几天已经有100多个医生找过来，速度之快超出他的预想，他们的理想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发展到1000名医生，估计至少也能有几百名。

　　组织成立之后的角色，孙宏涛形容是“医生的经纪人”。孙宏涛透露，投资方有专门的运营团队，这正好与他们所拥有的医生资源形成互补。运营团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帮助医生处理专业之外的事务。

　　如何运营?

　　孙宏涛告诉记者，大家医联计划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，其中包括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。初期，大家医联会和资质比较好的民营医院合作，因为他们的需求比较旺盛，很多民营医院条件都不错，只是缺乏好医生。与公立医院合作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，会稍慢一些。孙宏涛透露，现在已经有一些公立医院主动找到大家医联，希望建立合作关系。

　　具体的合作方式是：基层医院将患者转给大家医联之后，如果患者病情可以在合作方治疗，就派医生去合作医院出诊或做手术。如果在合作医院不能解决患者的病情，会请这些患者到医生本来工作的大医院进行治疗。

　　合作医院接到患者之后的分诊的工作，初期主要由合作医院人工完成。以后计划开发专门的APP进行“智能分诊”，让患者可以通过APP预约专家。

　　由于大家医联的医生都是体制内医生，并不离开医院，为了保证一定能有好医生接待患者，大家医联计划每个专业至少1—2组个组，每组3—4个医生，采取排班制进行协调，加入的医生越多，越能够保证医生的出诊。

　　孙宏涛坦言，之所以现在大家医联并不要求医生离开医院，是因为现有的医生多点执业政策刚刚放开，还有许多配套措施没有落地。“我的总结是，医生离开医院就会进入一个‘下降通道’，只能吃以前的老本，可能在医术上很难获得提高，所以现阶段我们仍然选择留在医院，将来政策成熟了，就可以完全自由执业了。”孙宏涛解释，在现有的政策安排下，医、教、研的许多资源都是通过公立医院的体制进行分配，离开公立医院的平台，医生要获得成长缺乏资源外部资源的支持，会较为困难。

　　孙宏涛认为，目前这样一种协作的好处在于，可以提高医生参与的积极性。以往医改成效不大，关键就是没有调动起医生的积极性。

　　患者：成本与收益

　　但是，如此运作，患者看病的花销会不会特别高?

　　孙宏涛认为，这种运作方式恰恰会降低患者看病的花销。他举例为记者分析，比如一个三线城市普通患者要找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看病，一般不是患者自己来医院，一定是拖家带口的，来了北京还不能马上挂到号、看到医生，看完医生不一定马上能走，全家人来回路费、食宿都很昂贵，再加上挂到好医生的号本身很不易，有时甚至要挂特需、找黄牛买号或者托人情找关系，这些所有费用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如果是医生协作组织派医生到患者所在的地方治病，患者可以省却来回路费、食宿费用，在当地护理也很方便。由于医生与当地的医疗机构有合作关系，这是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，患者需要支付一些会诊的费用，但是这个费用是阳光化的，而且医生协作组织可以统一调配资源，这样整体费用会有所降低，要低于患者全家跑北京的花费。

　　同时，医保报销的问题如何解决?以往，医保是引导分级诊疗体制形成的重要一环，发挥着引导医疗资源配置和医患诊疗行为的关键作用。为引导患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，许多地方实施了“医保门诊统筹制度”，各个地方政策不完全一样，主要是拉开了在基层医院就诊和在大医院就诊的医保报销比例，在基层医院进行首诊的报销比例比较高，跳过基层医院就医的报销比例较低。

　　孙宏涛告诉记者，一般在实际操作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患者在基层医院开转诊证明并不是特别难的事，医保应当不会成为制约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。

　　与此相印证的是，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曾在媒体发文《中国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为何不成功》，其中引述已经实施了“医保门诊统筹制度”的东莞的例子，实践证明，拉开的报销档次并没能阻止患者去大医院看病。

　　医生：协作带来增值收益

　　在中国医疗界，一直有医生“走穴”的现象，即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出外诊治病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医生如果可以单干，是否会愿意加入这样的组织?

　　孙宏涛告诉记者，由医生协作组织与当地医院议价，会比医生单独议价要高，医生在与组织的合作当中不会损失什么。组织的收益来源于增值的部分。组织一方面可以为医生提供较为稳定的病人来源，另一方面可以运作更多的活动，比如医生之间的交流、比如做讲座等，可以帮助医生成长、还可以让医生有更多的收入来源。

　　对于风险的控制，孙宏涛告诉记者，大家医联在选择合作单位时，会仔细斟酌资质、水平、患者情况，也会根据医生的资质选择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能做。此外，大家医联还会引入一套体系进行医疗质量控制。为了保证医生权益，大家医联会为加入的医生买保险，再加上签约医院的保险，可为他们提供双重保障，甚至考虑为他们定制保险，让大家无后顾之忧。

　　对于未来，孙宏涛的心态显得很开放：“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医做一些小的尝试。哪怕是试错，证明这条路是不对的，没走成，也可以从反面给医改决策者提供一个方向。”

　　来源：华夏医界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