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2月18日-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继续解决好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、医疗等领域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要在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，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。由此可见，群众医疗保障等民生问题受到中央高度重视。
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由来已久，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，但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目前基本医保覆盖率超过95%，绝大多数城乡居民都已经有了基本医疗保障，但还有部分长年在城市“漂泊”的流动家庭及其成员还没有医疗保障，其工作、收入均不稳定。这是他们的后顾之忧，也是当前医疗保障工作比较薄弱的领域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朱恒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解决流动家庭医疗保障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全民医保，全国性统筹医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问题。
看病难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
中国经济时报：目前群众反映的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到大医院看病难，经常要排队，耗时费力，比较艰辛;二是看病费用高，挂号费涨了，药品价格仍较贵，遇到大病时，很多家庭仍然负担不起。您认为，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会不会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?
朱恒鹏：看病难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，因为医疗上本身就存在着很难突破的矛盾，我们对医疗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，我们对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质量，以及治愈能力的要求，一般都超过医学的发展，特别强调的是，进入小康社会以后，健康长寿成为我们主要的关注点。
总体来看，看病贵有客观的原因。首先，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，看病贵60%都可以用技术进步来解释，出现了更多药品，更多医疗器械，更多治疗手段，延长了寿命，但抬高了费用。特别好的医疗技术，实际上是改进了诊疗手段，改进了医疗条件，或者把疾病或绝症改成慢病，这些都会产生费用。其次，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，患者的年龄越大，治疗效果越差。第三，慢病由于治病的时间很长，带病是终生的，所以花费高。
在中国，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第一，中国的制度使得过去没有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这样的分类，全科医生在美国被称为初级诊疗医生，常见病和多发病都能治疗，全科医生的价值是能解决大多数居民的就诊需求，甚至可以解决居民80%的就诊需求，剩下20%的需求，再根据情况转到合适的医疗机构去。这样的全科医生能极大地节省就诊时间，减少不断复诊，不断找医生的频次。在中国，患者往往要挂多次号，看多个医生，但在英国，大多数患者的家庭医生，完成了90%的门诊和治疗，大多数患者看1—1.2个医生，而中国患者大概要看2.6—2.7个医生，所以产生看病难、看病贵的现象。第二，与三级甲等医院(以下简称“三甲”)和虹吸现象有关，三甲医院由于行政定位等因素，盖大楼，买设备，增加病床，把基层医生“挖”过去，把患者“带”过去，同样一个医生，在三甲医院看病就比二甲医院贵，大多数患者都涌入到三甲医院看病。这两大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的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。
流动家庭医疗保障要靠全民医保
中国经济时报：分群体来看，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在低收入家庭和长期流动家庭尤其突出。低收入家庭遇到大病医保不能完全负担，面对巨额医疗费用往往求助无门。而部分长期流动在城市的家庭还没有医保，家庭收入也不高，遇到大病也负担不起。对于这些家庭的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应该怎么解决?
朱恒鹏：这实际上是一个低收入家庭医疗救助的问题。对于低收入家庭，国家要有一个较好的医疗救助制度，但仅有医疗救助还不行，我们还要量力而行，尽力而为。
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解决什么样的疾病，这决定了医保水平，这涉及到低收入家庭完全通过医疗救助免费提供的话，我们的医保水平保多大疾病?一般的疾病我们当然要保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、儿童白血病我们也保了，但是像换肝等大病是不是要保，这就要看一个国家全民接受的程度，低收入家庭保得越高，交的税也会越高。
而长期流动家庭医保问题最终要靠全民医保来解决，这是一个全国性统筹医保的建立问题，全国性统筹医保的建立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。医保全覆盖了，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医保公平但还须完善
中国经济时报：在您看来，中国在医疗保障方面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?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、医疗等领域，能否真正解决解决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?
朱恒鹏：完善医疗保障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医保要保到什么水平。对于医保来说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。因为，现在我国国民人均GDP是8800美元，美国人均医疗费用就接近这个水平，肯定不能把我们的收入全都用在医疗上。所以，一个国家能投入到医疗上多少钱，都有一个排序的问题，我们能在医保上花多少钱，有一个量力而行的问题。当然发展中国家，像中国，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只有发达国家的1/5，我们希望和发达国家居民享受一样的医疗保障，这很不现实，这个困难总是要面对的，媒体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。
医改光靠政策，靠三甲医院肯定不行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、医疗等领域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，要靠放开对医生的束缚，让医生自由执业。医生能够自由执业了，能够开办医疗机构了，慢慢通过体制外改变体制内。
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全民医保体制，大家交费，工资高的交得高，工资低的交得低，但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，基本医保大家公平享受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，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。
来源：中国经济时报